雾霾不是今天才有，其实早在明清两代时霾就成了北京的常客。从历史上看，霾灾比较频繁，明代相关记载更多，对于“霾”，古人的认识并不科学。在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指导下，多数古人，包括皇帝和文武百官，都认为“霾”是天降异象，是上天给世人的警示。

明清时雾霾成北京常客 曾被认为是“天降异象”

霾，又称烟霞，是由大量烟、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空气浑浊现象。

随着PM2.5概念的推广，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关注焦点落在雾霾上，谈“霾”色变。大家普遍认为，雾霾天气是因为尾气的排放、工业污染等原因造成的。估计应该会有人感慨古代的空气质量，在环境未被破坏之前，古代的空气质量应该是优良的，应该没有雾霾天，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古代也有雾霾，只不过当时条件所限，对雾霾的称呼不够重视而已。

在俗语中，雾霾常连用，但雾和霾不是一回事：首先，水分含量不同，达到90%以上的叫雾，低于80%的叫霾，80%至90%之间是雾霾混合物，主要成分是霾；其次，能见度不同，1千米以内是雾，1千米至10千米之间称为轻雾或霭，小于10千米是霾；第三，雾比较薄，厚度只有几十米至200米，霾则达1千米至3千米。

雾霾产生的原理很复杂，但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，它们都可能给人体带来消极影响。北京地处北方，气候干燥，距沙漠较近，从历史上看，霾灾比较频繁，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元朝。

元朝“都门隐于风霾间”

北京地处我国北方，气候干燥，尤其是冬季漫长，很容易出现雾霾天气，史称“霾灾”、“雨霾”、“风霾”、“土雨”等，史料中多有记载。

据《元史》记载：元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3月，由于前年冬天没有降雪，春天又少雨水，天气异常干燥，导致“雨土，霾”，“天昏而难见日，路人皆掩面而行”。至元六年（1340年）腊月，“雾锁大都，多日不见日光，都（城）门隐于风霾间”。由此可见，元代史籍中所记述大都城的这两次“霾灾”，持续时间较长，能见度很低。

明清“霾尘积聚难见路人”

到了明代，有关“霾灾”的记载逐渐增多。

明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初春，《明宪宗实录》记载：“今年自春徂夏，天气寒惨，风霾阴翳……近一二日来，黄雾蔽日，昼夜不见星日。”明成化十七年（1481年）四月，“连日狂风大作，尘霾蔽空”。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年），“正月丁末，京师阴霾蔽日，自辰至午乃散”。类似记录明代北京地区“霾灾”的多达数十次。

清代也发生过多次“霾灾”，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，“今日（会试）出榜，黄雾四塞，霾沙蔽日。如此大风，榜必损坏”。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“京师入腊月以后，时有雾起霾升，连宵达旦，宛平、大兴具有上报”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“入冬以来，雪少雾多，土雨风霾时临京师，以昌平、宛平为浓重”。

类似的记录连篇累牍，数不胜数。总之，每隔几年，大霾便会光临京城一次，虽然春天成灾较多，但冬季亦不罕见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古人相关记载并不全面，由于缺乏科学的观测手段，所以对霾的大小、浓度等，只能凭感觉，且只记录成灾的，对没有造成灾害的雾霾，往往忽略。单看文献，会觉得古代的霾只与旱相关，其实，这是记录粗疏造成的错觉：旱是灾害，与旱俱来的霾必须记录在案，却遗漏了那些不与旱俱来的霾。

那么，为什么元代以前史料中很少见到的霾，在明清两代却成了北京的常客呢？

原因不外有三：首先，元代以前北京地处边关，虽是重要城市，但并非全国政治中心，所以其气候、环境、商业等细节，史书往往阙载；其次，元代以前北京城市规模较小，随着城市不断扩展，建筑物增加了，空气流动速度下降，雾霾发生的几率相应提高；第三，明代后期正逢小冰河期，北方气候变冷，降水减少，利于雾霾天气形成。

但古人对于“霾”的认识并不科学，在古代，很少人认识到，霾是环境问题，应从绿化入手，加以治理。相反，在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指导下，多数古人，包括皇帝和文武百官，都认为“霾”是天降异象，是上天给世人的警示。

一旦出现了“霾”，意味着皇帝施政不善或者民间有恶行。于是，此时就该三省其身。

正因如此，一旦出现了“霾”，皇帝的应对措施乏善可陈。有的皇帝下罪己诏，对施政进行反省；有的皇帝令百官斋戒，禁民间屠宰，茹素一段时间。这些措施，并非着手于治理环境，而是意在“感动上苍”，希望上天原谅世间的过错。

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这显然是无稽之谈，减少雾霾要靠科学，应从约束人类自身行为入手，搞好绿化，注重节能减排，是积极的解决之道。当然，和古代比起来，如今对霾的认识，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。从希望得到上天原谅的“事天”，到注重治理环境的“人治”，这是时代的进步。